骨科党政工团关爱退休职工，三节送温暖

（二） 各法学院所的人数分布 如果按照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区分，如表14所示： 表14 各法学院所的青年学者分布（2人以上）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人数最多有10位，其中在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各有3位，法理学有2位，在5个学科有分布。

试点地区省、市两级纪委、监委执纪审查部门既审查违纪问题、又调查违法犯罪问题，对监督对象既涉嫌违纪又涉嫌违法的案件，执纪审查和执法调查同时启动、同步进行，严把事实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提高证据标准，使证据直接运用于司法审判，解决了长期以来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的问题。处分9389人，同比上升16.1%。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纪委牵头推进、部门各负其责、合力协同攻坚的良好工作局面。根据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加强思想引领，促进干部队伍有机融合。试点地区从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谋划、部署和推进，探索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改革后，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分别为40个、35个、35个。

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着眼完善提高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目标，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监察体系。（一）完善了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第四，法律史学者不仅较少互相引证，而且群体规模也有萎缩趋势。

[注释23]不过，乐见其将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二 从引证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按照《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公告》和《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结果公告》的说明，评选首先是由指定的推荐单位推荐候选人，经2017年2月17日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委员会评选，[注释18]2017年3月1日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终评委员会（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审议投票。例如，徐爱国教授2016年在《中国法律评论》发表《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就抨击了法理学的研究现状：法学院的政治课、法理学的主观性和独特个性、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对垒。例如，统计发现，部分70后的青年学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合作论文的情形并不少见。

或许是他们更有机会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影响到青年学者的发表，进而影响他们的被引次数？法学的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问题，可能民事诉讼法的情况更为突出。此外，虽然所有的青年学者可以确定在45岁以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出生年份并不能准确确定，因此，就没有公布出生年份。

8.参见程金华：《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在历史上，不是每届但有多位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士当选。这些学者中有不少是从外单位调入，从而增强了该法学院所的学科布局实力。因为现在的总被引次数中，不仅有CSSCI文章被引次数，也包括专著、教科书或报纸文章的被引次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法学各学科由于学科属性、人数规模等因素，对学者的被引次数的多少影响很大。社会法学尚未形成规模，归入经济法学。这两年出生的学者，除了本文之前提到过的十大和十大提名奖获得者以外，至少还有赵晓力（清华大学）、桑本谦（中国海洋大学）、王志强（复旦大学）、沈岿（北京大学）、葛云松（北京大学）、梅夏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雨峰（西南政法大学）、应飞虎（深圳大学）等等，他们在其各自学科内的被引次数也相当高。本文注释： 1.参见徐爱国: 《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本文所统计的CSSCI的被引次数，也就是学者的文章被影响因子前20%刊物上的文章所引用的数量。35.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即使是中文写作，引证文献也主要是外文，没有形成引证中文的传统。30.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退一步来说，如果以三大刊篇数计算，准80后（1979年）李忠夏（山东大学）独立发表3篇，已经少见，算是宪法学界的实力青年。不过，这也意味着其单篇文章的被引次数比较低，只有2.96次。陈柏峰出生于1980年，也是少有的几位80后之一，[注释34]进入法学界也比大部分青年学者晚几年。跨学科研究常常关注两个学科之间的空隙，或者问题较小或者方法特殊，经常难以得到两个学科的同时认可，甚至是一个学科的认可。行政法学有7位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超过100。例如，法理学的戴昕（中国海洋大学），法律史的于明（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的陈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的黄忠（西南政法大学）、朱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的缪因知（中央财经大学）、冯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的林喜芬（上海交通大学），做互联网法研究的胡凌（上海财经大学）。

其中表中法学的二级学科内填写的特聘教授和青年长江学者的先后顺序，大致是按照评选时间从早往后排的。他今年41岁，而发表该论文时只有29岁。

例如，宪法学青年学者中总被引次数最多的张翔，其被引次数最多的作品是论文《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注释37]被引次数为69次。他们在学术上大多还是崭露头角，需要先在CSSCI上发表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而论文要被比较多的引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存在滞后效应。

19.这种综合因素考虑在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的评选中也很常见。这说明陈柏峰在法学、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都有学术影响力。

考虑到2017年还未结束，而且收入期刊文章的时间相对滞后，可能半年左右或更长一点时间，因此，被引的实际时间跨度要更短些。法律史和国际法这两个学科，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本文受篇幅和工作量所限，没有为每位学者列出历年被引次数趋势图。这是通过引证来呈现青年一代的研究能力、整体活力和世代更替程度，以此勾勒出当代中国法学的实力格局。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青年长江学者有没有可能超过长江特聘教授？或者说，青年学者有没有可能超过知名学者？就目前来看，被引次数的世代交替的趋势还不够明显。[注释40]本文的写作，就是在展示法学界的新一代的学术卡里斯玛。

因此，使用H评价指数不能有效反映实际情况。最后还是要重申，被引次数最多，并不代表该学者的实力最强。

[注释14]而CSSCI仅收入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大体上是本专业影响因子名列前20%的期刊。其中，人数最多的学科是民商法学，有15位，其次是刑法学有10位，经济法学（包括社会法学）有9位，法理学有8位，行政法学有7位，知识产权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各有5位，宪法学有4位，国际法学有3位，民事诉讼法学和环境法学各有2位。

虽然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法学引证数总量更大，但本文仍然坚持使用CSSCI数据库。这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数年。虽然上述数据并不能反映中国法学的整体实力格局，但至少能够反映出青年学者的实力分布趋势。12.See, Brian Z. Tamanaha, Falling Law Schoo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57-58. 13.参见郭旨龙：《谁是中国法学高影响论文作者——中国知网最新H指数的探索研究》，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4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248页。

37.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这是为了减少工作量而简化计算的，实际的单篇被引数应该更低。

（二） 多学科研究的引证趋势 在法学所有二级学科的青年学者中，总被引次数最多的是陈柏峰，为670次，而其他多数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在100-300次之间。而被引次数90次左右的，目前只找到国际经济法学的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

但70后与80后特别是85后相比，虽有优势但劣势也比较明显。此外，本表统计的刊物发文的数量，是以标注独著和第一作者为准，没有统计第二作者的发文数量。